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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孙中山与国共合作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君顶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第二章 “容共”,还是“分共”?年,由于国民党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毫无疑问从孙中山坚持的“容共”政策中获益良多。但进入年,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的领导层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独树一帜,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相当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成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从月”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到月北京西山会议召开,在不足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自身组织竟然接连三度发生严重分化,其中固然有种种特殊的原因和背景,而无可否认的是,它们也都与国民党内部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与国共两党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之路自从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后,国共关系紧接着所遭遇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就是年月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要了解这一事件的由来,包括要理解此后国共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要了解蒋介石在政治上崛起的经过,以及他何以会从苏联顾问眼里的“红人”,迅速变成共产党的敌人。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外,人民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情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年月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评价,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任务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第四章 从”三二“到”四一二“年”三二”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 ”,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三二”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一年后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变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向武力“清党”的结果呢?对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态度。其所以肯定,有以为政治分野不可调和者;有强调现实使然者;也有归结为蒋之权力欲者。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合力的逻辑作用,其必然性之存在或许毋庸置疑。然而,多数研究者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权力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湍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感情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其矛头所指首先是共产党,其次就是国民党左派。南京国民党人因反共而必欲扯上武汉国民党人,理由自然是认定这些国民党人已经与共产党人同流。而无论“四一二”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武汉国民党人也的确与共产党人同仇敌忾,甚至已经开始公开把前此的“容共”主张,变成了实际的“联共”政策。只是宁汉之间在对待共产党人态度上的这种对立,只持续了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月日,已经身陷困境的武汉国民党人竟自断臂膀,宣布“分共”,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进而很快亦反目成仇。历史发展之戏剧化,莫甚于此。第六章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在武汉“分共”之前,即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就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国民党的“清党”,并没有也不可能到达消灭共产党的目的。随着共产党人开始举起武装暴动的旗帜,国民党就不得不在各地疲于应付。因此,“清党”运动很快也就转变成持续的镇压行动。这种镇压,从最初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实施所谓“白色恐怖”,到逐渐转入偏远乡村进行“剿共”战争,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时间里,国共两党相互报之以血腥和暴力,双方斗争呈现你死我活的局面,因此而死亡者不知凡几。执政的国民党凭借着其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克服了内部纷争和外地入侵的种种牵制,步步紧逼,几乎取得成功。将近十年之后,除了在甘北荒僻之地共产党人还占据着一小块地方,于饥寒交迫中艰难地维持着一支几万人的部队以外,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看不到共产党人有组织活动的踪影。就国民党对共产党斗争的历史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其最成功的时候了。第八章 以政治方式解决“共党问题”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年秋冬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然而,形式迅速发生变化,现实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迫使南京不得不以相当力量来应付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局面,甚至不能不冒险争取与苏联结盟,并为此开始谋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紧接着是中共中央胜利北上,在陕北找到立脚点,重新接通与莫斯科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联络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是南京的统一形成新的缺口。它不仅为中共自身的生存赢得了条件,而且为进一步发生西安事变,根本破坏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九章 抗战开始后的妥协与摩擦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之间的战争,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共产党人在事变中所起的调解作用,就忘记了对红军的恐惧。尽管蒋并没有食言,也没有采取“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的设想,甚至在事变后不久,就批准通过西北“剿总”按月向红军提供经费,给予红军维持生存所需的主要开支,但他对周恩来再三要求他帮助解救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围攻的两万红军西路军一事,却显然无动于衷。而为了使共产党人的武装不致再度成为国民党的威胁,蒋更是想方设法要剥夺共产党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仅仅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并且大举入侵,蒋介石才因为华北抗战前线的现实需要,而不得不允许共产党人继续指挥自己的军队。结果,国共两党之间虽然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与防范。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两党关系的走向。第十章 皖南事变及其善后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皖南事变开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摩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在此之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致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双方关系已经难以修复。一方面,蒋介石下令解散了新四军,而共产党则我行我素,继续高扬新四军旗号,充分显示八路军、新四军已经衬底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一方面,国民政府不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费,促使共产党另立银行、发行边币,自行税收,在不与重庆发生请示、汇报关系,更是在政治上全然脱离了国民政府的统辖。皖南事变之影响到快抗战后期,乃至于战后两党关系的走向,由此不难想象。第十一章 国共两党攻防态势的转换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固然走向全面紧张和全面对抗,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是中共被迫再度调整自己的政策。由于美、英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毛泽东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战后来自国际的压力势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为了争取最好的妥协条件,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拜会蒋介石的提议。尽管由于党内的反对,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计划,他还是派林彪前往重庆去与蒋介石联络感情。而后更郑重其事地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西安与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商谈。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很快宣告解散,国民党人相信共产党已经失去国际靠山,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优势,反而使双方关系再趋紧张。紧接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共,坚持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中共遂又转入强势地位。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如此频繁急速的变动,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十二章 抗战结束前后的和战选择眼看欧洲战场已经大踏步向胜利迈进,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形势却如此严峻,这不能不使作为盟国的美国政府焦虑万分。在多数美国人看来,中国问题的症结,首先就在于国共关系紧张。共产党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封锁和牵制,不能集中兵力用于抗日;国民党则害怕共产党坐大,一心保存实力,准备战后和共产党算总帐。由于美国这个时候击败日本的军事战略,需要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实施登录作战,因此,美国政府不能不高度重视中共的抗日力量,特别是关注中共在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的敌后根据地。这种情况,促使美国军方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就在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准备利用美国来和蒋介石抗争的时候,美军跳岛作战的成功,使美国军方不再需要利用中国沿海地区反击日本了,因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美国出于战后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考量,不能不急于帮助蒋介石解决共产党问题。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国共谈判当中来的。但是,赫尔利既对中国事务极度隔膜,同时又只能坚定地站在维护国民政府统治的立场上,自然不可能达成目的。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为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公开的军事冲突,国共两党在后方宣传与反宣传、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也日渐激烈。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中,随着中共地下组织在学生群体中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各级党政军组织也越来越反应激烈,终于形成了战后“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又由于中共地下组织隐藏的比较巧妙,且每一发动即人多势众,国民党方面亦无法轻易使用捕杀手段,结果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吓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这种诉诸武力的“忠党行动”因为对付的是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教授学者,一有伤害即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感。以至于事情一旦闹大,为了不给领袖脸上抹黑,地方上就不得不“为应付环境”,找人出来“牺牲”,“挺胸做烈士”。结果是共产党没有找到,学生运动越压越大,而国民党内部却渐起分化。云南“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和和处理经过,就相当典型地折射出战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问题上两相较量的情况。第十四章 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就在国共两党开始为争取华北和东北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的时候,美国总统突然派出他的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马歇尔的到来,使国共两党收到了极大的约束,一时间竟然达成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整军方案,共产党甚至有意学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榜样,放弃武装,参加政府,改取和平的议会道路了。然而,这样的一种举国欢呼的和平民主新气象,如同它的到来一样,也几乎就在转瞬之间消失了。和云南“一二。一”惨案如出一辙的反共打人事件,在重庆校场口再度上演。本来还相信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大潮流难以抗拒的共产党人,马上就放弃了原本就不多的幻想。尽管马歇尔依旧努力寻求解决办法,然后全面内战却再也不可避免了。第十五章 四平战役与内战爆发战后中共捷足先得,在苏军的帮助下占据四平以北大半个东北地区。这种情况导致国民党无法按预定方案实现对东北的接受,于是双方军队在东北地区只能诉诸武力。年春,国共两军在四平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直接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在东北立足的问题。战力这时还远不如国民党军的中共民主联军,虽成功坚守四平街一月之久,最后仍因损失过大而不得不撤守北满,因此也就被迫放弃了本欲立为自己首都的长春城。但是,这并不等于蒋介石可以遂其所愿,控制东北了。不仅马歇尔因担心过度刺激中共会引发关内战火再燃,因而反对政府军追过松花江,而且国民党也因为北进的兵力不足,又遭到中共在南满的作战的牵制,只好暂时止步于松花江南岸,眼看着林彪的部队在北满建立起牢固的根据地。而为了报复蒋介石非打下长春不接受各方停火建议的强硬行为,毛泽东还很快在关内实施了报复作战。此举不仅是马歇尔的愿望落空,而且是蒋介石再难从内地抽兵增援东北。结果是关外的国民党军取胜后只能处于守势,关内的国民党军也日渐开始受到兵力不足的困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蒋介石仍旧坚持武力解决共产党的方针,自然难有成功的可能。第十六章 从“戡乱”走向崩溃国民党夺取东北的四平、长春之后,国共之间在关内开打成为必然。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上进展顺利,蒋介石、陈诚等颇有些志得意满的样子。不料,战争进行了半年左右时间,战场形势就开始发生逆转。蒋介石占领延安的行动并没有能够为国民党人挽回损兵折将的面子。恰恰相反,进入年春天之后,国统区经济频临崩溃边缘,引起学生、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此种风波的暂时平息,又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让众多国民党人扼腕不已。蒋介石因此不得不祭出“戡乱”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旗帜,试图用强制性的手段,集举国之力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但是,持续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形势恶化,和战后波涛汹涌的投机、腐败之风,远不是靠这种动员令之类的措施所能缓解的。更何况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不会因为一纸动员令就稍形化解。相反,经济形势和政治现状愈趋恶化,国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以及军队内部的嫡系与非嫡系的区别,也就愈明朗化。面对这样一种局势,许多国民党的将领们在战场上为自己、为士兵、为国家,各谋出路,几乎不可避免。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之间酝酿已久的冲突,终于随着蒋介石军队的主力依次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消耗殆尽,而公开爆发了。这这一阶段国共内战中几乎毫发无损的桂系势力,显示出了觊觎中央政权的强烈野心。当然,蒋系、桂系,都懂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李宗仁、白崇禧借力打力,假和平谈判的旗号,到底还是向蒋“逼宫”成功,一时间坐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然而,李、白此举,无论是对蒋系,还是对中共,其实都是自毁形象的昏着。一方面,李宗仁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取蒋而代之,一切党政军大权依旧在蒋手里控制着,任何可能损害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妥协,即使李、白能够接受,也不可能为国民党实权派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共已经宣布战争罪犯名单,并且公布了以彻底废除国民党法统地位为核心的八项严厉条件,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国民党。接受中共的条件,桂系就将再也无法在国民党内立足,更不要说取得更大的实权地位了。如此一来,国共和谈的结束,就成了李宗仁下台的进行曲,同时也就成了国民党退出大陆前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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